(时事）初中生刺死霸凌者获刑8年，法院通报：将组织人员开展工作

本篇文章9458字，读完约24分钟

2014年4月30日，贵州省瓮安四中初中生陈司翰在学校被李晓东等人殴打两次。放学后被强行拖出学校“单杀”，造成一死一伤。幸存的陈司翰因故意伤害被判处八年监禁。

陈司翰的父母一直认为他的儿子是“自卫”，并决心上诉到底，为他的孩子伸张正义。今年8月25日，21岁的陈司翰出狱。

9月26日，记者从贵州省瓮安县法院获悉，法院通报了韩故意伤害案。报道称:9月25日下午，有媒体报道了我院处理的韩故意伤害案，引起社会关注。我院高度重视，将组织人员开展工作，相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报告。感谢媒体和网友对我院工作的关心，欢迎您的监督。

陈司翰于8月25日出狱，阳光明媚。

20多名家属在贵州Untube学院门口等了三个小时。李荣辉妈妈拒绝坐在阴凉处，这样她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儿子出来。这三个小时似乎比过去的2269天还要艰难。

▲8月25日，家属在非管理处门口等陈司翰出来。

陈司翰是50名获释囚犯中的最后一名。他一出大门，就被带到一边的司法车。父亲陈善坤急了，不顾阻拦跑过来问，才得知儿子作为假释官，要先去福泉司法厅办理手续。

这是陈司翰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他父亲的白色庙宇。他感到心疼和愧疚，主动拉住父亲的手。陈山坤大吃一惊。为什么孩子的手很冷？车上座位不够，只好让老婆陪着。陈山坤还没来得及跟儿子说几句话，车就要开了。被甩在后面，他眼巴巴地看着，追了一会儿车。

想象中的重逢画面没有出现，亲人只好回到车上。路上有人大惊，说就几个便衣站在她旁边。她以为是李家请来的打手报仇。“我吓死了！”

李氏家族是指李晓东家族。2014年4月30日，李晓东等人在学校两次殴打陈司翰，然后强行将他拖出学校“单独杀死”，造成一死一伤。幸存的陈司翰因故意伤害被判处八年监禁。

这一罪行是陈善坤夫妇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总认为儿子是“正当防卫”，决心上诉到底，给孩子讨回公道。

陈司翰的悔恨从未停止。在他离开监狱的那一刻，他并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感到一种“解脱”。他想忘记过去，却不知道如何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小时候的陈司翰。

欺凌

事发时，陈司翰是贵州省瓮安四中的一名初中生，成绩优异，经常考上班级前十。在50多公里外的福泉县工作的父母对他寄予厚望。开学第一天就送他去瓮安读书，住在二叔家，因为“那里的教育质量更好”。

▲陈司翰奖。

后来，陈司翰一直认为，如果那天他能早起在外面买早餐，也许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如果他迟到了，他就会被登记。那天他一路飞到学校，然后去食堂排队买粉。这时麻烦找到了他。

他前面的男孩甚至踩了他的脚。他不认识这个人，不明白对方为什么找他的茬。后来，他得知自己的名字叫李晓东，经常和金维一伙玩。金薇是复读生，“家里有钱”，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校霸”。

陈司翰的同学曾向《新京报》回忆说，“校霸”常常为了树立“权威”而随意打人，陈司翰只是被选中的一个。

他问“为什么踩我”，李说“我喜欢踩我”。他把李推开，一拳打在李毅身上，旁边排着七八个人打他，把他撞倒在第一排桌子上。食堂阿姨拦住他们，他们就散了。

陈司翰继续排队，李晓东过来告诉他放学后等着。等他坐下来吃粉，金维走过来一拳打在他头上，再次威胁。陈司翰不敢说话，连碗都没注意就吐了一口口水。

他们没有等到放学。第二节课后，陈司翰站在教室门口喘口气，李晓东和金维带了一二十个人到门口。李晓东拿出一把裁纸刀(控制刀)威胁他。没说几句话，他就开始做了。一群人在走廊里用拳头和脚，一路推着打着他上厕所。金维从厕所里拿出扫帚要打他，被陈司翰的同学何东华拦住了。殴打持续了十多分钟，期间李晓东问陈司翰是否不满意，但他没有回答。

中午放学后，李晓东、金维等人把陈司翰拉到学校附近的华竹园小区，李晓东问他是否不满，就一个人把他杀了。金维叫他们每个人拿刀自相残杀。“要么你死，要么他死。”。离开之前，李晓东说他下午会被打。

陈司翰回家晚了，他进门时没有像往常一样和他打招呼。二叔和二姨见他低着头不说话，以为他考不好。他们急着赶公共汽车去亲戚家喝酒，但他们没有注意到他脸上的瘀伤和额头上的伤口。

大人们走后，我表哥姜红和我表哥李江问了两三次才愿意说话。姜红问他挨打为什么不找老师？他说找老师会更惨，反复强调下午他们会来找他。他们三个打算放学后回福泉过五一。姜红说下午去接他，告诉他不要离开学校。

“我的第一反应是，学校一定要安全。如果他们在学校真的做了，可以去找老师或者门卫。”姜红说。

江兄弟姐妹属于那种专心学习的“好学生”。他们从小没经历过这种事，觉得只是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姜红事后特别懊悔。如果他把问题想得更严重一点，再多一张嘴告诉大人，他可能就不会出事了。

但是陈司翰不想告诉他的父母，因为他们很担心。告诉老师他可能会暂时逃跑，但是他害怕对方受到惩罚后会变本加厉，老师每天都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另外，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顺利完成考试。

下午，陈司翰故意等到上课铃响后才进入教室。我从同学那里听说李晓东又来看他了。上完第一节课，他打电话问姜红什么时候来，姜红说还有一节课。后来，姜红回忆起这个细节，意识到陈司翰整个下午甚至一整天都在恐惧中度过。

没想到四中提前离校了。一中的大四学生姜红还在上课。陈司翰不敢走出教室，几个同学陪着他。五点左右，金维强行把他拖出教室，从五楼拉到一楼，加入了李晓东等十几个人，然后带他去了附近的虎鹰生啤酒店。

▲瓮安四中新校门。

这是一条300多米的路，穿过许多商店。陈司翰从未想过寻求帮助。“谁能帮你？”我不敢逃跑，怕被抓住。在当时有限的思维里，他只能指望自己会被打，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让表妹赶紧过来接他。他轮流给他的表弟、表弟和卜儿的座机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陈司翰的同学远远地跟在后面，没有人敢劝阻他。

金伟、李晓东等人把书包和校服放在虎鹰生啤酒店。最后一个“校霸”亚伦在这家店工作，那是他们聚集、勒索、欺负学生的“地盘”。有一条巷道进入华竹院小区，两堵高墙，没有监控。

▲当时没有监控和门禁的华竹院小区，现在设有大门和岗哨，外人不得随意进出。

等到五点半，姜红还没来。李晓东拽着陈司翰的衣领，走向了华竹园路。陈司翰不愿意离开。李晓东说:“如果你不离开，我会在10秒内踢你。”告诉人们时间。

在被打之前，他还听到亚伦对李晓东说:“如果你不杀他，就不要来见我。”

“自相残杀”

没有人能清楚地看到陈司翰和李晓东是如何被“杀害”的。没人看到。就在陈司翰被拖进巷道之前，同年级的何翔偷偷递给他一把刀。

何翔告诉警方，他和何东华关系很好。那一天，何东华要他去现场帮，于是他把刀递给陈为自己辩护。

一审判决描述了递刀的细节:何翔趁机递给陈司翰一把夹刀，陈司翰左手接过夹刀，放在口袋里。

但是，陈司翰的表白略有不同:何翔牵着我的左手，我感觉他在我左边的校服口袋里放了东西。放好后，他拍了拍，叫我注意。

当时他的右手还拿着手机给表弟打电话。姜红回忆说，放学后，他在路上接到了陈司翰的电话。当他得知自己被拖到了学校外面的某个地方时，他告诉他不要挂电话，但很快那里就没人说话了，只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陈司翰从未挂断电话。他说他用左手摸了摸口袋，掏出一把刀。当时刀是半开的。他从来没用过这种刀，也不知道怎么合上，甚至不知道叫什么。怕被对方看见，赶紧把刀放在屁股后面，割左手。

李晓东立即冲上去，挥动右拳，跳起来打了他的头。他下意识地用手挡住了。不知怎么的，李晓东的右锁骨被他左手上的刀戳到了。尸检报告显示伤口没有伤及胸部器官。

两个人各退一步，李晓东指着流血的伤口说，“这就是它想要的。”他用右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回形刀，把他打死了。他用左手持刀压制对方右手，右手拿手机压制对方左手。在近距离战斗中，他突然感到左背部一阵寒冷。无奈之下，他甩开对方，捅了对方胸口，然后转身就跑。

他不知道，但李晓东在他身后追出几十米，持刀摔倒在地上。

姜红记得电话那头的响声持续了一两分钟，他听到陈思珍说:“哥哥，我被打死了。”大约四五分钟后，他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了受伤的陈司翰。

陈司翰用右手捂住左背部的伤口，朝卜儿家的方向跑了七八百米。看到表哥后，他似乎喘了口气，靠在表哥身上，一瘸一拐地走到了地上。姜红看着他后背流血，叫他赶紧报警。但他呼吸困难，不能说话，于是姜红帮他到附近的公安岗亭报警。这一行为被一审法院认定为请求帮助而不是自首。

一审法院不接受被告过失致人死亡的意见，因为陈司翰知道与李晓东打架会造成伤害，并且在李晓东等人的邀请下，他还在自己身上准备了一把夹刀。当李晓东用拳头和脚打陈司翰时，陈司翰首先拿出一把裁纸刀捅了李晓东。

陈司翰记得，一审时，审判长先后宣读了何翔和何东华的证言。何翔的证词提到陈司翰主动向他要刀，他在法庭上表示反对，称自己从未向任何人要过刀。

李荣辉夫妇怀疑贺翔的证词是假的。他们说事发后不久，他们去学校找何翔，问他为什么递刀。何翔怕被录音，把手机放在远处才说:“哎，我看陈司翰被打得太可怜了。我把刀递给他。”

关于校门的细节，陈司翰回忆的版本是这样的:金维等人把他抬出校门后，他站在下坡路上不肯走，就站在他身边。这时，何翔走过来问他有没有刀。他说没有，贺翔二话没说就跑了。

六年来，陈司翰一直在与这个问题作斗争。不抱怨也无妨，但他必须澄清这一点。“我没有向任何人要刀。”他重复了几次。

2018年第一次与林律师见面时，他特别提到了这件事。林到瓮安县人民法院查看庭审录像，被告知没有录音录像。审判记录是在拘留中心签署的，没有监护人在场，这一程序是非法的。

陈司翰不能同意所谓的“邀请”战斗。

判决三次提到同样的细节:李晓东和其他人问他是否不满意，他说他不满意。前两项罪名出现在检察院和法院的确认中，时间是下午放学后，第三次是自己招供，时间是中午放学后。何东华的证词提到，中午放学后，李晓东问陈司翰他想做什么。他说下午要么单挑，要么不单挑。

陈司翰否认李晓东和其他人曾多次问他不满意，但他从未回应。中午放学，对方还提出单杀(与金维的证词一致)，他一直不同意。

林李鸿经过波折看过卷宗后，发现何翔等证人的证言三次不同；陈司翰的三个自白不同，有些事实不清楚。一审辩护律师王文正也提到，谁先捅刀子的细节只是陈司翰自己的供词，没有其他证据。

陈司翰告诉记者，第一次审判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在医院进行的。当时，他刚做完手术在苏醒，眼睛还是睁不开。他戴着氧气瓶，很难说话。第二次是一周后，我妈背着他去公安局告白。他还没好，只穿了一件睡衣。审讯室“极其寒冷”，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他没有吃早饭和午饭。他想到了“赶紧把它处理掉”，可能没仔细查看成绩单就签了。

尤其是在“自相残杀”的细节上，他记忆混乱。他想不出第一刀是怎么刺伤对方的。他告诉警察，是他在对方跳起来打他的时候捅的。警察不信，问:“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这是陈司翰不想上诉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证据，所有的借口都是无力的。“就算我是对的，我没有说谎，也没用。我不知道如何改变。”

▲一审结束后，陈司翰在看守所给家人写了一封信。

失控

案发当天，李荣辉早早就做好了饭，等着孩子们回来。等到五点钟，坏消息来了。

在去瓮安的路上，他们接到医院的电话，说如果你不做手术，你儿子就不等你了，“最多20分钟”。李荣辉的脑袋嗡的一声，陈山坤也收到了。四姐抓起手机说马上做手术，到了再签字。

我们到的时候，手术已经结束，人还在昏迷中，医生给了病危通知。胸部x光报告显示当晚左肺受压约75%，经县公安局鉴定为重伤二级。

▲案发当晚陈司翰的胸片。

▲事发当晚，医院发出重疾通知。

但两个多月后，县检察院委托贵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再次鉴定，结果改为:左肺受压约50%，属轻伤。

当李荣辉揉揉儿子的身体时，他发现自己全身淤青，医院检查报告称他“全身软组织多处受伤”。最伤她的是儿子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妈妈，我不知道怎么跑出去。”

陈司翰被保释在医院等待审判，他仍在考虑准备考试。在他住院期间，学生们几乎每天都去医院给他带复习资料。好转后，他提议去上学。警察同意了。

第二天，他拉着妈妈的肩膀去上学。下午，李荣辉来到学校门口等他放学，期间她和一个炒土豆的阿姨聊天。阿姨说她儿子也在四中读书，被同学欺负退学了。

接到陈司翰后，李荣辉看到马路对面有几个黄头发的少年，他的心隐隐作痛。“妈，金维就在马路对面。”儿子突然说话了。她一看到，那个男人就直直地盯着陈司翰，凶狠的眼神中带着仇恨。她注意到她儿子放在她肩膀上的手在颤抖。回到医院后，她把情况告诉了警察，警察说为了安全起见，她以后不去了。

2014年5月中旬，警方安排双方家属进行调解。在陈山坤的印象中，会议很平和，“之后变化很大”。

6月9日，刚刚过完15岁生日的陈司翰收到了逮捕令。李荣辉说，当时警察安抚了他们，说“先关了它”，因为“死者的房子非常暴力”。

姜红去公安局做笔录，在听民警讨论案情时，提起了“六·二八”事件。2008年，瓮安二年级的一个女生和同学出去玩时溺水身亡，家人对鉴定结果不满。也有各种传言。6月28日，死者家属举横幅上街游行，最终演变成针对党政公安机关的恶性群体性事件。这六年来，“6.28”的阴影并没有褪去。

四中的学生说，李晓东和金维因为打架被学校处罚了，开会的时候他们在台上有一张照片。金维的供词也证实了他和李晓东、亚伦打过几次架。

陈善坤想知道为什么学校要给李晓东颁发“在校表现良好”的证书。那天陈司翰在学校被打了两次。为什么老师没有发现？事后，他们至少去了学校10次，但从未见过校长。他们也去过教育局两次，都失败了。

7月第二次调解，陈家跪下求情，李家不同意，闹公安局。

李荣辉回忆说，一审时，陈司翰在做最后陈述时向死者家属道歉并忏悔，对方开始大吵大闹，好像要冲下去打陈司翰，庭审不得不匆匆结束。辩护律师王文正也记得，李晓东的父亲在审判过程中非常激动，但审判是按照程序完成的，并没有匆忙结束。

李荣辉认为会有一次法庭开庭。等了一个多月，他每天都去法院门口守着。当他最终找到法官时，李荣辉追着他问开庭时间。他没有回答，只说别人死了。她说别人的死是有因果的。假设我的孩子没有获救，我该去找谁？对方不说话了。

他们还私下联系了李氏家族，希望得到一封与陈司翰判刑有关的谅解书。但是李家拒绝见面。几个月后，我收到了判决书，一看就是八年。李荣辉在家哭了一整天。

同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发生是受害人主动挑起事端造成的，受害人有明显过错。

在民事诉讼中，李起诉了和何翔的家人。陈司翰担心班主任会受到牵连，并告诉他的父母不要起诉学校。因此，陈家仅申请增加金伟等人作为被告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终，靳家和何家分别获得赔偿8.7万元，陈家获得赔偿15.2万元，其中11万元在事发当晚给了李家。

宣判后，金家拒绝受理上诉。李荣辉指着金色的父亲说:“你不好意思上诉。你家金维有什么权利打我儿子？”

她心里有怨气，不愿意再拿钱了，又没钱。家里没有多少积蓄。之前给的11万，6万是政府赔偿，5万是亲戚借的。那段时间孩子住院，请律师等。，并且花了很多钱，所以他们不得不抵押房子贷款。事故发生后，她一直请假，不久就被工厂开除了。她丈夫独自工作谋生。

2017年，该机构打来电话，称如果陈司翰不支付赔偿金余额，他就不能减刑。他们东借西借，筹集了4万多元。

李荣辉和陈善坤的妹妹在行政法院办公室交完钱后，跪在李晓东的父母面前，恳求他们写一封谅解书。其实案子已经结束了，谅解书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们只是想给孩子们“一点希望”。但是不管你怎么哭，怎么道歉，对方都无动于衷。

李晓东的父亲仍然讨厌它。今年7月，该报联系了他，他拒绝了采访，称他将对陈司翰进行报复。李晓东的母亲通过姑姑告诉记者，她心情不好，不想见任何人。阿姨说她一直在电话里哭。

阿姨对李晓东的印象基本停留在初中之前:李晓东和姐姐从小就很好，很努力，成绩很好。镇上没有中学，弟弟妹妹就去县城读初中。因为他们离家很远，他们的父母在县城租了一套房子，他们将去at/きだよ看望他们。

事故发生时，李晓东的父亲正在煤场拉煤。儿子离开村子去县城上学，经历的事情，父子俩可能没有太多的交流。“我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欺负别人。离开家就控制不住了。肯定是学校教育不好。”在接受《谷雨》采访时，他说自己以前管教很严，有一次打儿子，把棍子打断了。他也不承认“正当防卫”，因为陈司翰杀了第一刀。

▲李晓东的故乡。

在民事法庭上，李荣辉为自己辩护。她说，你们都是父母，都有孩子在外面读书。如果陈司翰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将被判八年徒刑并支付这么多钱，如果你自己的孩子一天被打这么多次，你会有什么感觉？说完法庭很安静。只有李晓东的父亲歪着头回答说:“反正我的家人都死了。”

那一瞬间，她的怨念很难看出来，但是胸口就像被堵了一样，什么都吐不出来。

上诉

一审后，陈善坤夫妇找了当地比较有名的律师，对方信誓旦旦表示一定会将刑期改为防卫过当，最高刑期五年。两人一听就蒙了。

在上诉时，他们提交了陈司翰的医院检查报告、全身受伤的照片，以及第四中学学生要求法院从轻判决陈司翰的联名信。

这封联名信是陈司翰的同学在一审判决后自发写的。共有56名学生签名并按下指纹。信上说:“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杀人犯。他曾经是一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一个积极向上的同学。他也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需要你保护的受害者。”

二审没有进行，维持原判。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没有工作的李荣辉带着他的包到处传递投诉材料。材料是有人用300块钱写的，一份2毛。这几年光是抄就花了几千元。

陈山坤整天盯着判决书，一个字一个字琢磨，书页都快被他撕了。“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懂，理解和判断能力有限。即使是一个词，意思也不一样。”

李荣辉经营着数十家律师事务所，称判决很重，但没有人愿意回答。她也知道当地律师的局限性。她只是要求心理安慰。她想问她去哪里。懂法律的人的判断和自己的想法有多大区别？既然差别不大，就一定要坚持。

坚持下来不容易。材料要么交不出来，要么没有消息。唯一得到答复的是州检察院——叫她把材料拿回去。她走了很长一段路，拿到材料的时候脚突然没力气了，蹲在地上哭。

前两年，妈妈和姐姐们担心她抑郁，每天轮流看着她，无论她去哪里都跟着她。很多时候，她不得不不断暗示“我的孩子还在，只要他还活着”，这样她才能得到短暂的安心。后来为了转移注意力，她做了两份工作。她每天都很忙，晚上睡得更好。

陈山坤的情况更糟糕。他曾经是一个健谈的人，擅长出发。孩子出事后，嘴巴变笨，记忆力变差，“像变了一个人”。他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他经常头晕头痛，有时还会心悸呕吐。医院检查显示脑部供血不足。李荣辉认为他想得太多，休息不好。有时候他半夜起来，走来走去，把她叫醒，最后两个人睡不着。

一个月一次，来回要走90多公里，从来没有缺席过。每次进看守所都会先看墙上的公告。陈司翰经常出现在优秀演员的名单上，但他从未出现在减刑名单上。

有一次，他们参加了非管理学院的帮教活动，可以和孩子面对面吃饭。当他离开时，李荣辉回头一看，发现他的儿子正沿着二楼的窗户跟着他们。那一幕让她心痛。

陈善坤总是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难过。作为父亲，他从不教孩子如何保护自己。这样的事情发生后，又因为自己的无知，没有给孩子带来好的结果。

“故意伤害”这几个字，像一把刀，插在他们心里。

2018年，他们看到昆山反杀案的报道，决定无论如何要找个好律师投诉。李荣辉在网上咨询了北京的一些律师，发了起诉书和判决书，仍然只得到口头安慰。直到林对她说了一句“我来回答”三个简单的字差点让她泪流满面。

今年9月3日，最高法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

“双方因小事发生冲突后，一方违法侵权，另一方进行反击，包括使用工具进行反击，一般应视为防卫行为。不能仅仅因为行为人提前准备抗辩就影响其抗辩事由的确定。”

林告诉本报记者，她接下这个案子不仅是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当防卫案件，也是因为它呈现了校园暴力最悲惨的结局。“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例子。我不惜一切代价推翻了他的案子，因为他代表了太多人。”

事故发生后，陈善坤的手机保存了许多校园暴力的视频，其中一些极其残忍。李荣辉不敢看那些视频。她曾经目睹过一次校园暴力。一审结束后的一天，她去二中附近的卜儿家拿联名信。楼下，她看到一群初中生在打架，二三十个人打一个。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三十厘米左右的西瓜刀，表情凶狠。被打的孩子被踢到她面前，鼻子和嘴巴都在流血，眼睛无助的看着她。她迅速打开门，上楼报警，警察迅速赶到现场。

“如果陈司翰被打了，一个人报了警，也许他们都会得救。”李荣辉说。

林能理解当时不告诉大人的心理，因为大人通常只告诉孩子要努力学习，遵守纪律，而没有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成年人，但我们曾经是孩子。”

幸存者

在监狱里呆了很长时间后，陈司翰非常沮丧。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他来到苏醒的病床上，听到李晓东去世的消息后哭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很复杂。他难过、害怕、内疚，但并不怨恨。

一夜之间，命运把他变成了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不可能。”他总是说。

他在看守所呆了九个月，心里一直很慌，害怕所有人。父母透过电视一样的视频窗口看到他又黑又瘦，却不敢哭。

有一段时间，他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偶尔闪过自杀的念头。他能做的就是转移注意力，看书，弹吉他，发呆。

他经常发呆地看着天空，看着云慢慢移动。Heaven/きだ124240/gave以他的心胸开阔给他一些安慰。他希望安慰他同样痛苦的家人。信中他写道:“想我的时候多看看天空，也许我也在看。”

▲陈司翰在看守所给父母的信。

他努力想忘记李晓东和那天发生的事情，但他根本做不到。事实上，他不记得李晓东的样子了。那一天，他几乎没有真正看对方一眼，一直在回避眼神交流。有时候会梦见被打，脸都模糊了。

比起父母的愤怒，他更责怪自己。他总觉得，即使是对方挑起事端，即使有欺负人的情节，他的过错也是不可推卸的。

他反思，如果当时自己“圆滑”的话，早就“服从”的回复了，或者冷静下来，找个机会逃走，可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他捅了刀，杀了人。即使上诉可以改变他在法律上的清白，但他觉得自己在道德上并不清白。

他也被坐牢的罪恶感包裹着，不敢面对亲人和同学。出狱的那天晚上，他和以前最好的一个同学视频通话，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他没多久就挂了电话。在此之前，他每个月都会收到同学的来信。他们和他分享了他的高中生活和大学烦恼，但他在监狱里没什么可分享的，不知道该写什么。

▲学生在看守所期间写给陈司翰的信。

▲8月25日，陈司翰出狱后，亲戚们到他在瓮安的老家欢迎他。

他21岁。如果没有意外，他应该像他的同学一样上大学。他在一个无纪律的机构获得了大学法学文凭，有了重新读书的想法。他给林写信说:“至少我不想浪费这寒冷的时间。”

出来后才发现读书的想法不现实。虽然亲戚和律师都愿意帮他找出路，但他提到未来还是觉得很迷茫。

“一张白纸上有一个黑点。大家都关注白皮书上的黑点。不可能注意到其他白色的地方。”陈司翰平静地谈论着自己，习惯性地礼貌地微笑着，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

▲今年春节前写给林律师的信。

(除、、陈善坤、林外，文中人物均为假名)

(原标题:刺伤恶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