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料：从《小偷家族》和《身毒丸》看日本家庭的解构

本篇文章3515字，读完约9分钟

年，日本导演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大放异彩，之后在中国上映时也获得了良好的评价。 笔者对枝裕和的印象几乎完全来源于《海街日记》。 镰仓四姐妹的故事确实让人感到温暖，叙事方法也变得独特。 但是，现代人的孤独症是不能被文艺治愈的。 世界级的监督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也被认可，不仅仅是煽动性的努力。 看看《小偷》，回顾一下《海街》，我觉得主题实际上是继承的。 《海街日记》只展示了水面的冰山，《小偷家族》会告诉观众水面以下的深度。

不先看“身毒丸”，就没有上述想法。
《身毒丸》是寺山修司和岸田理生在1970年代合作的剧本。 寺山本人从小就和母亲关系不好，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描写了母子之间的对立、仇恨，《身毒丸》是集中表现畸形母子关系的代表作。 幼年失去母亲的信德和后母关系不好，后母瞎了信德的双眼，信德为了报复杀死了后母带来的弟弟，父亲震惊地丧命了，但家庭崩溃后，后母和信德和解了，成为了恋人。 蜷川幸雄把这部作品上台时做了一些改变。 除了利用舞台装置和演员的演技恶化鬼魅浪漫的和风美学外，蜷川氏对作品主题有了新的理解。 蜷川氏以“家庭结构”为起点理解这个剧本。 现代(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家庭结构，以父亲为中心，父亲收集了赎回家庭的各种必需品(包括寄养家庭)，建立了“假家庭”，但买回后，母亲意识到是女性后，这个家庭开始崩溃。

蜷川版《身毒丸》中信德与后母的关系是对现代日本家庭制度的彻底反抗。 现代家庭表面上具备家庭的各种因素(父亲、母亲、孩子)，但这种家庭关系的基础是金钱关系(母亲是父亲买的)，人性本能被抑制，后母只是这个家庭所需要的摆设，当她把自己当回事的时候，保持家庭表面的和谐 也就是说，基于日本现代家庭制度的伦理道德只是表的形式，抑制了人的自由本能。

剧中对现代家庭制度的抵抗还有其他表现。 比如主人公信德，他的人物原型是被日本民间传说“俊德丸”(日语中“俊德”和“信德”同音)的继母诅咒失明的美少年。 中世纪以来，俊德丸传说通过谣曲、净琉璃等戏剧形式转载于日本民间许多媒体，容貌优美、承担悲剧命运的少年俊德代表了从日本以前传来的审美方向。 川版《身毒丸》中最有名的信德扮演者是蜷川的得意弟子藤原龙也，蜷川让他有意识地演绎信德，另外一个角色三岛由纪夫《现代能乐集弱法师》的俊德也饰演，其幕后故事扩展了对“身毒丸”的解读。 同样采访“俊德丸”的“身毒丸”和“弱法师”让同一个演员扮演，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两文案之间的互文性。

三岛写的俊德身体有障碍(眼睛看不见)，个性乖僻。 在这个剧本中，眼睛看不见代表了这个世界(在时间上也是空之间的意思)的否定。 “幸好，我看不到这一切。 还是看不见为好。 看到那一切，我一定很可怕……我泰然自若地给院子里的花草浇水，操作修饰草坪的割草机，我不用看也能做恐怖的工作！ 啊，花开在这个结束的世界上不可怕吗？ 我还在给这个快要结束的世界土壤浇水！ 剧本中多次出现火的形象，火是从世界通向彼岸的红莲之火。 在三岛，火的颜色既是玫瑰色也是罂粟色，毁灭本身既包含恐惧也包含美感，彻底的绝望与燎微的希望相连，世界的毁灭意味着在彼岸的重生。 家庭因“身毒丸”而灭亡后，信德对继母说了这样的台词。 “妈妈，请再生我一次！ ”婚外恋对信德和后母来说，是经历红莲之火炼狱后的再生。

“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样是日本现代化的产物。 明治维新以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人”的个性、个人价值受到重视，经过夏目漱石、自然主义作家、白桦派作家等世代，文人不断努力，在现代重视个人主义方面逐渐为人所知。 但是，不要忘记个体和集体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具有现代意义的个体主义应该关系到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化，“家庭主义”是现代的共同体意识。

“身毒丸”和三岛的“弱法师”想要抵抗的现代伦理，几乎形成于大正时代( 1921年-1926年)。 这种伦理的形成与“大正民主”有关。 工业化带来了经济基础的变化、农村破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基于选举法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女性参加教育和社会活动的程度的增加等，都促进了现代家庭结构(父亲、母亲、孩子)的生成和定型化。 战后日本工业迅速发展，公司数量迅速增加，为了维持公司稳定和长时间快速发展，产生了所谓的“经营家庭主义”意识，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是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产生的。 也就是说，公司的职场伦理是模拟家庭伦理确立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伦理道德逐渐分化为非血缘关系的泛社会化家庭主义。 这样的家庭主义，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个性，保护集团的好处，本来同根产生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

战后，日本对现代性的反思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沿着个人主义的脉络进行的，即反省主体性无限扩张带来的从个人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另一种是沿着家庭主义的脉络进行的，我们感到吃惊的是，泛社会化的家庭伦理道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后现代语言兴起后，具有后现代性的文学揭示了夹在个人主义和家庭主义两种思想之间形成的奇怪张力，表现了现代人的困境。 “身毒丸”和“弱法师”都以个人主义为家庭主义的抵抗线，但个人精神的自由是以肉体的伤痕为代价的。

现代日本对家庭伦理的疑问的主题一直持续到枝裕和的时代。 《小偷家族》的家庭是名副其实的假家庭，家族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或结婚关系——只有纱香和老妇之间有道义上的伦理关系。 电影的最后，纱香认识到老妇人只是自己向父母要钱，这集类似于《身毒丸》，伦理关系因金钱关系而解除。 另一方面，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确立了比血缘更深的感情纽带。 假父亲、假母亲、假祖母、假姐姐对捡到的祥太和玲的感情都是真诚的。 信代因涉嫌绑架和杀人被捕后，询问孩子们是否叫了母亲，这句话打动了她的心，流下了眼泪。

奇怪的是，聚集这些假亲属的不是血缘关系，不是利益关系，也不是共同的价值观。 和家人一起生活不比各自独立谋生容易。 翔太出事后，家人害怕被卷入，打算抛弃翔太逃跑。 杂货店老板劝祥太不要教妹妹偷东西后，祥太开始怀疑假父亲灌输了他的理念。 这样的凝聚力只能用一个日语汉字来表现:“羁绊”。

“羁绊”是不明确的感情，可能会从血缘关系中重生，但在“小偷家族”中完全超越血缘关系，作为人类的感情本能出现。 在《海街日记》中，三个姐姐能接受异母妹妹是因为本能的“羁绊”。 与“身毒丸”相比，“小偷家族”的叙事方法不同，但两者意外地是一样的。 《小偷家族》以略带黑色幽默的方式，塑造了具有正面价值的假家庭，解除了基于血缘关系的现代家庭伦理。 通过肯定“羁绊”，嘲笑“真正的”家庭中只有那个表有亲密的关系。 但是与“身毒丸”强烈的浪漫表现不同，“小偷家族”的结束是标准的现实主义表现，家庭最终解体的理由是“羁绊”的价值与现代法律道德矛盾，个人的主体性终究无法与制度抗衡。

即使“羁绊”不能在与制度的较量中获胜，“小偷家”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没有质疑。 这种批判不仅仅体现在用“纽带”对抗虚伪的现代伦理中，也表现在对形成这种伦理的深层原因的探讨中。 在很多地方展示了现代经济制度人际关系的形成力和集散离合器的控制力。 比如十几岁的祥太和五岁的玲对盗窃的不道德意识很淡泊，父亲好像对翔太说放在店里的东西是无辜的，所以拿它不是违反道德规范或者违反法律。 这个想法违背了物权意识，但它引出了与分配制度相关的几个问题，在现代社会谁有很多人，谁少是怎么决定的？ 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现代社会的物权意识有利于穷人还是有钱人？

信代对像父亲一样的发言也表现出兴趣，说:“如果商店不倒闭，应该可以随便拿。” ——小偷的自由度也有限。 也就是说，它们分别是现代社会生产链的部件，部件构筑了生产链，但其自由度也限制了生产链的正常运行。 如果发生灾害，这条链条上没有人能活下来。

从“身毒丸”到“小偷家庭”，现代家庭制度的结构力已经形成。 但是，浪漫狂放的寺山修司、蜷川幸雄、温情写实的是枝裕和都表现出对现代性抱有疑问后，回归某种日本以前的思想倾向。 这种回归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会形成什么样的思潮还不清楚。 也许这也是现代疾病之一。 我学会了讽刺、批评和抵抗，但我不知道怎么构建。

无论是《身毒丸》，还是枝裕和，在他们显示的方向上都可以看到影中央的存在主义影响。 翔太知道，即使在家人假装抛弃了他之后，也要把他们当做家人来对待——这可能是因为他多年的生活习惯。 翔太和信德都是生活第一，道德、伦理次之。 在现代性依然持续的前提下，个人和家庭的出口在哪里，答案依然不确定。 但是，既然发现了好望角，死海上就不应该有千帆竞争，所以对现代性的反省也不应该停留在存在主义的影响上。